面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社会主义分崩离析的局面。邓小平一面强调党的基本路线一字不能改并且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一方面针对国际反华势力提出了“韬光养晦”的治国方略。邓小平及其继承者江泽民、胡锦涛，一面聚精会神致力于国内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一面以“韬光养晦”经营着周边及世界范围的外交。

　　从1989年到2009年的二十年间，中国的外交至少发生了三方面的变化：一、从单一的双边（如五十年代的中苏、七十年代的中美等）关系，转变并发展成多边和全方位的关系（如今的中美、中俄、中欧、中日、中国东盟、G8+5、G20等）。二，从意识形态为基础为标准（如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以社会主义为阵营的外交构架），转变并发展为以国家利益和追求世界和平及共同繁荣为目标。三、从封闭自大想做第三世界，转变并发展为既虚心学习又积极有为。这三方面的变化，都是质的变化，都是中国共产党人今领导中国人民面对新世界、新格局、新挑战、新机遇时所做出探索和努力。而且，我们今天看到这些质的探索和努力已经取得了巨大的业绩和成功的经验。

　　“不做”、“不当头”是“韬光养晦”的逻辑起点和实践要求。包括象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带给世界经济的严重和深刻影响时，国际上（也包括国内）一些好心人和另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都希望中国在世界金融危机中“降大任于斯人”。而事实是， 中国首先在坚守做好国内之事的同时，积极与包括美、欧、日在内的所有国家一道做出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这与中国六十年代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一“不做”、“不当头”确保了中国以本国国内发展为优先选项，即首先做好国内自己的事。另一方面，不再去充当虚幻的所谓“扛大旗”的理想主义代言人。

　　“韬光养晦”基于邓小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判断。二战后，由于美苏两方争霸带来的冷战，以及苏欧解体、雅尔塔格局的终结，邓小平面对依然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作出了一个今天看起来有如洪荒启示录式的判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正是基于这种启示录式的判断。邓小平及继承者把有可能的战争因素放在“和平与发展”之旁来考量，而把和平与发展当作国策和外交的基点。这样，诸如有可能的输出和有可能的扩张因素就降到了趋零的地步。因此，“韬光养晦”就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国策的外交必然延伸。或者说，“韬光养晦”基于的是当今年世界的两大主题即“和平”与“发展”，而不是基于战争与扩张。尤为对于一个极需要自己国家快速建设、自己人民小康社会早日到来的的国家，在和平与发展的环境里，“韬光养晦”更显来出它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

　　“韬光养晦”，当然不是不作为；“韬光养晦”仅仅是低调而已。在新近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上，本来是一个专门研究中国执政党建设的专门会议，但是我们公报里却读到了这么一句话：“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何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也就是中国当代的使命也不仅只限于中国的国内事务，也应有国际的考量和国际的事务领域。原因：一、进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球化加快了步伐；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已将自己置身于全球化格局中；三、中国从2002年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以来，中国已经作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贸易大国，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四、由于历史、文化（可能还有冷战时残余的意识形态作祟），以及中国近三十年特别是中国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的经济高速发展，世界对中国的态度及看法，中国对世界的态度及看法，发生了我们谁也没有预料到当代状况和情景：从“崩溃论”到“威胁论”再到当下更为复杂的态度和看法。因此，中国早也不是那种“顾影自怜”“固步自封”的大国，而是与世界同荣衰共进退的国家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表达了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信心和责任，同时也表达了中国在继续坚守“韬光养晦”时的作为。因此，外交家吴建民以其自己的外交实践指出：邓小平留下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思想，至少还要管一百年。积极有为的“韬光养晦”，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的外交政策，所取得的业绩有目共睹。

　　九十年代初，中国在打破以美国为首的的制裁时，首先从欧盟寻找到了继续面向世界的途径。随后，与中国有东北边、北边、西边的温长陆地边境线的俄罗斯及其独联体中亚诸国，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到2008年中俄边境线的全部勘定），到了二十一世纪初建立起了更为有着战略意义的“上海合作组织”（2001年6月）。就在这一年即2001年，上半年因南海撞机事件以及稍早两年的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所引发的中美关系差不多已降至冰点时，到了2001年9月11日，中美关系峰回路转。由于美国在2001年9月11日这一天被恐怖主义撞毁和撞伤了象征美国强大的纽约双塔和五角大楼后，美国向全世界发出建立世界范围的反恐联盟。而就在美寻找支持的同时，中国首先响应了美国的这一建议。从此，中美关系不仅“峰回路转”，而且，中美关系迅速超过了中国与其它双边或多边的关系。

　　从中国自1949年10月建立新政以来，中美关系是中国从根本上改善外部关系的最为重要的条件之一。正是得力于这种关系的改善、发展和巩固，使得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有着更大的回旋余地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一改善，不仅促进了中国在东亚特别是与日本、在南亚等外交上有了更充实的空间。而且对一个本是国内问题但已泛化为不仅仅是国内问题的海峡东岸，有了更有利于两岸统一或者更不利于“台独”的形势。自小泉执政数年的中日冷雨期，也因中美关系的不断改善和中国的努力，而完成了中日之间的“破冰”和“融冰”之旅。到了2008年底，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日本福冈举行。三国领导人中国总理温家宝、日本首相麻生太郎、韩国总统李明博共同签署了《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中日韩“三国伙伴关系”确立，昭示了中国决心与东亚与近邻（当然还包括重要的中印关系）所持的睦邻友好关系的新发展，以及由此试图建立的中国与亚洲诸国的双边与多边新模式。

　　“韬光养晦”做为既便是干大事也要低调的大智慧，是不排除“有所作为”的。对于一个GDP已居世界第三位、进出口贸易额第二位、外汇储备位、且人口有着13亿的东方国家。从世界范围、特别是从亚洲及东亚、东南亚、南亚看来，低调做事做人，这对中国继续维持近二十年的发展势头尤为重要。而且对于欧洲和包括拉丁美洲、非洲在内的新兴大国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当然这包括中国的经济外交特别是能源外交）。即我们常说的“不称霸”。不称霸，同样不是一句口号，而应是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外部条件之一。因此，低调做人，显然比高调做人更具亲和与更具智慧。譬如前一些国内一些思潮供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旗帜所鼓吹的“中国不高兴”之类的高调；再譬如两年前由美国学者提出的“Chimerica（中美国）”到今年许多人鼓噪的“G2”概念，为我国一些人所津津乐道，也许就距“韬光养晦”相去甚远。这是极不利清醒和警惕的。须知，保持清醒和保持警惕，其实也是“韬光养晦”的要义之一。

　　而“有所作为”则指：由于历史、文化、传统、民族、宗教、发展的水平等不同，也由于由冷战建立起来的世界格局以及冷战结束后由一超建立起来的格局，因此，国家之间在交流、和平、发展的总基调上，博奕是必然的。博奕来自不同文化的差异、不同制度的非相容、不同宗教和不同民族的冲突，同样也来自因发展不平衡时对包括环境、空气、核武的不同态度甚至因不同态度上升到的国家、民族（可能战争）的争端。因此，基于和平与发展、基于国家的利益，博弈是不可回避的，也是不能避免的。硬实力的博奕是一个方面，软实力的博奕也是一个方面。而新一届美国政府则在“硬”“软”实力之外，次提出了国家的“巧实力”。与美国的强大的硬软实力一样，其巧实力同样也是为了美国继续要做超级大国的必备条件之一。美国在此走在我们的前面。我们不能不应对，也不能不有所作为。因此，四中全会所指出的“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中国的外交显然在“韬光养晦”的国策上，积极有为便注入了新元素。这就是在面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的时期，中国与过去相比，兴许应更多地介入、参与世界事务，兴许会有新理念和方式来介入和参与世界事务。

　　但有一点是不会变的，二十多年来形成并实践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政策是不会变的。因为这是中国道路在外交史上最成功的经验。

(人民网-理论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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